9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直是国内史坛研究的重点和热门，曾数度掀起全国性的讨论热潮［注解：讨论的主要结果形成了1957、1960、1981年和1983年出版的4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然而到了90年代，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热情渐渐衰退，有新意、有创见的论著愈加少见，以往全国性讨论的盛况更已成为明日黄花。
导致这种降温是什么原因颇为复杂，既有存在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内部是什么原因，同时也有发生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以外是什么原因。从内部缘由来讲，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整个理论构架在80年代中期已完全定型［注解：这种定型，以傅衣凌、吴承明先生于8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理论著作为代表。］，将来不见再有进步；同时在史料的挖掘方面也未出现突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此项研究已到达了其顶点。从外部缘由来讲，在近期10年中，国内学者对于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的怎么看有了颇大变化［注解：关于这种变化的最新表述，可见于《历史研究》2000年2期刊载的《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及《中国社会形态及有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述评》。］。以往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所赖以进行的理论基础－－五种生产方法论，目前变成了需要重新探讨的问题。而只有先弄清了这部分问题，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也才大概继续进行。因为这两方面是什么原因，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出现降温是势必的。然而，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是国内经济史学的要紧组成部分之一，对现代中国史学的进步起过尤为重要有哪些用途［注解：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与现代中国史学》，《历史研究》2000年2期。］。这种特殊的重要程度，令大家不可以眼看着它就如此渐渐“淡出”史坛而无动于衷。即便是对资本主义萌芽之说持否定怎么看的学者，也应付此说做出认真的剖析，然后陈述其否定的原因，而不可以持一种不屑谈论的态度。
对资本主义萌芽说进行剖析，最主要的是对其所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进行剖析。而构成这个理论基础的重要，就是英国模式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常见性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对象进行探讨。同时，因为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经济情况在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具备特殊地位，因此，大家也将主要以江南为中心，对有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英国模式：重要程度、常见性与特殊性
在过去的世界近代史研究中，西欧的进步道路一向被觉得具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常见意义，但这种公认的常见意义近年来却遭到愈加多的质疑与批评。因此对这条道路及其常见性问题做一扼要剖析是很必要的。
（一）英国模式及其重要程度
大家一般所说的“西欧道路”，事实上主要以英国经验为基础。因此这种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近代化模式，也被叫做英国模式。这种模式表现了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成功转变，而这个转化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因此英国模式的核心，也就是工业革命所体现的经济变革。
英国工业革命到底包括哪些内容？为何可以发生？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中，一直是世界经济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课题。学者们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讲解，从而形成了很多不同版本的“工业革命”说。这部分版本伴随英国经济史研究的进展而不断被修正，因此大家对“工业革命”的怎么看也一直处在持续的变化之中。现在为较多学者所同意的是迪安（PhilisDean）和诺斯（DouglasNorth）的看法。迪安说：“工业革命一词，通常用来指复杂的经济变革，这部分变革蕴含在由生产力低下、经济增长速度停滞不前的、传统的、工业化前经济向人均产量和生活水平相对提升、经济维持持续增长的现代工业化进步的转变过程。”他接着指出：“这一转变的性质，可以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变革来讲明：（1）经济组织变革，（2）技术变革，（3）工业结构变革。这部分变革和（既是缘由又是结果的）人口、总产值及人均产量（即便不是立即、但最后将达成的）持续增长有着肯定的联系。”［注解：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4卷上册《工业社会的兴起》第3章《英国工业革命》（迪安执笔），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9年，131页。］诺斯则说：工业革命由组织变革和技术变革构成，是一个“组织变革和技术进步相互影响的过程”［注解：Douglas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History，W。W。Norton＆Company（NewYork），1981年，158－159页。］。简言之，工业革命近代工业化的实质开端，是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转折点。成功地体现这种转折的经验模式，就是英国模式。